2006年發展經濟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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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十大謬論
來源:向松祚     發布時間:2009-01-18
2002年算起,圍繞人民幣匯率政策的激烈辯論已達五年之久,其間謬論迭出,此伏彼起,令人心驚。有些謬論故老相傳,教科書上也是那樣寫,雖屢經高手點破,依然揮之不去。有些謬論是新生事物,既無理論邏輯,更乏事實依據,但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聵耳。學者轉相欺瞞,政客推波助瀾,匯率問題愈發撲朔迷離,晦暗不明,真理棄之不顧,謬論登堂入室。
是系統總結、徹底點破這些謬論的時候了。大而言之,謬論有十:(1)人民幣匯率升值能夠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2)人民幣匯率升值有助于遏制中國通貨膨脹勢頭;(3)人民幣匯率升值能夠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4)人民幣匯率浮動讓中國擁有獨立貨幣政策,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讓中國喪失貨幣政策獨立性;(5)人民幣匯率浮動提高中國經濟的靈活性;(6)匯率不過是一個價格,與任何商品價格并無什么不同,理應讓市場供求力量決定匯率水平;(7)存在均衡匯率,購買力平價可以計算出均衡匯率水平;(8)匯率浮動、經常帳戶、資本帳戶完全開放、金融或資本市場完全自由化,是最佳政策,是歷史趨勢;(9)中國蓄意操縱人民幣匯率,制造了全球發展不平衡,中國堅持固定匯率,損害了周邊國家和世界經濟,增加了全球經濟的風險;(10)匯率問題是一個純經濟問題,與國際經濟制度和國家戰略無關,美國迫使人民幣匯率升值和浮動,不一定是壞事。
為什么會產生如此眾多的謬論(嚴格說起來,謬論豈止十個!),基本原因有三:第一,從經濟學理論來說,分析國際經濟金融問題,要想獲得正確結論,必須采取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好些學者論匯率問題,采納的卻是部分均衡辦法,結果是謬論;第二,好些學者對貨幣的本質沒有深刻認識,完全忽視國際經濟金融運轉的根本制度安排,觀點似是而非在所難免;第三,政客們蓄意制造謬論。匯率問題本來復雜,制造謬論易如反掌,某些學者似懂非懂,跟著起哄,謬論遂如虎添翼,不可收拾。
本文著力評述前七個謬論。后面三大謬論,筆者曾有專文《美國政府究竟想干什么》,予以深入剖析,敬請讀者參閱,此處不再贅述。

 
謬論一 人民幣匯率升值能夠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
 
此謬論由三個相關論點構成:其一,中國貿易條件正在不斷惡化,貿易條件惡化自然對中國不利,若不采取措施扭轉貿易條件惡化趨勢,中國將陷入所謂“貧困型或悲慘型增長”的泥潭。其二,改善中國貿易條件有如下途徑:實施通貨膨脹政策,讓中國物價水平超過貿易伙伴國;讓人民幣匯率升值;提高進口關稅;勸說中國出口企業或采取措施阻止中國出口企業競相降價、惡性競爭;不再鼓勵出口,甚至征收出口稅,迫使出口企業提價,等等。然而,提高進口關稅違背WTO規則;征收出口稅斷不可行;干預企業競爭策略非明智之舉;實施通漲政策代價太高。剩下的出路只有一條:讓人民幣匯率升值。其三,人民幣匯率不升值,不僅惡化中國貿易條件,而且相當于中國政府變相補貼出口企業,讓外國消費者白白享受低價的好處,虧辱莫大焉,必須扭轉而后快。
此謬論之荒唐無稽,本來一目了然,卻屢見經傳,揮之不去,原因是好些經濟學者故扮高深,卻完全不顧簡單事實和簡單邏輯。
(一)貿易條件之學說,源遠流長,但貿易條件能否用來衡量一國之貿易利益,幾乎所有重要的經濟學者均持反對態度。
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學說主要是古典經濟學者穆勒的發明,本意的確是希望以此衡量一國從事國際貿易是否獲利、獲利多少、國際貿易之利益在國與國之間如何分配。維納之經典名著《國際貿易理論研究》,有清楚闡釋:“古典經濟學剛剛興起之時,商品貿易條件(Commodity Terms of Trade)就被認為是衡量貿易利益變動方向的指數。出口價格相對進口價格上升,意味著貿易條件改善,乃是相當古老的學說。歷久以來,經濟學者認識到:該學說之成立,需要許多重要限制條件。不幸的是,究竟是哪些限制條件,所謂商品貿易條件和貿易利益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經濟學者卻幾乎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1]
維納所說的困難,今天仍在。
首先,貿易條件指標本身如何計算,諸如進口和出口商品種類如何選擇、采用何種價格(是批發還是零售、是離岸價格還是到岸價格,等等)、每種商品權重多少、基年(the Base Year)如何確定,都有難以克服的困難。不同時間點之商品,質量差異很大,甚至是完全不同之產品,產品之間之替代性(Substitution)不強,同樣給貿易條件指標之計算造成重大困難。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指數,所計算的貿易條件及其變化趨勢,可能差異巨大甚至完全相反!
為解決這些難題,經濟學者使出渾身解數,設計出許多貿易條件指標。主要有:
1)商品貿易條件(Commodity Terms of Trade):即出口商品價格指數與進口商品價格指數之比。(2)單一要素貿易條件(Single Factoral Terms of Trade Index):即商品貿易條件乘以單位出口之生產成本變動指數。它反映每單位生產成本(以生產要素之數量計算,非貨幣指標也)所能贏得的外國進口商品(亦是以產品數量衡量)。(3)真實成本貿易條件指數(Real Cost Terms of Trade Index):即單一要素貿易條件乘以痛苦指數(負效用指數)。它反映每單位真實成本所能贏得的外國進口商品。(4)效用貿易條件指數(Utility Terms of Trade Index):即真實成本貿易條件指數乘以進出口商品之相對效應變動指數。它力圖反映一國從國際貿易里所獲得的效用變動(根據經濟學者的老生常談:效用自然是最佳的福利或利益衡量指標也)。(5)雙重要素貿易指數(Double Factoral Terms of Trade):即商品貿易條件乘以兩國生產成本變動指數。力圖反映兩國因國際貿易而出現的生產力變化。
僅此數端,讀者應該明白貿易條件指標之計算,可謂五花八門,莫衷一是。事實上,讀者朋友只要愿意,完全可以自己設計出新的貿易條件指標。原則上,通過選擇不同的商品種類、價格指數,等等,你可以搞出無限多樣的貿易條件指標。問題是:要判斷一個國家從國際貿易里是否獲得利益、獲得的利益是否發生變動,你要用哪個指標呢?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指標,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你又如何決定誰的指標更合理、更能夠準確反映貿易利益呢?
所謂真實成本、效用之類的術語,也是古典經濟學者發明的,目的也是要計算交易、交換、貿易的利益。如何計算真實成本和效用?經濟學者至今沒有答案,我也懷疑以后會有答案。本來,從原則上說,真實成本貿易條件、效用貿易條件是比較好的指標,可以準確衡量貿易利益,然而,二指標皆是空中樓閣,完全無法計算,也就完全派不上用場了。
據說北京大學宋國青教授和商務部國際市場研究中心的專家們,利用某種貿易條件指標,得出中國貿易條件自1997年以來一直在下降的結論。我倒很有興趣知道他們用的是哪個指標[2]
其次,就算是我們找到了某種大家一致公認的貿易條件指標,我們就能夠單純從貿易條件之變動出發,判斷一國從國際貿易受益或受損嗎?不能,完全不能。理由簡單之極。無論  哪種貿易條件指標,本質上只是一個價格指標。一國與他國貿易,本質上是本國商人與他國商人做生意。價格下降與上升,乃是商人們的生意決策,取決于怎樣可以賺更多錢。降價可能是奪取更大市場份額的手段,能賺更多錢;可能是為競爭對手所迫,不降價反而虧損更大乃至破產。無論是單個商人,還是整個國家出口,此理不變。貿易條件惡化或出口商品相對進口商品價格下降,不一定意味著該國從國際貿易吃虧,更不意味著該國陷入了所謂“貧困性增長”。價格雖然下降,市場份額反而大幅上升,國際貿易之利益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大幅上升,此乃最近十多年中國出口迅猛增長之基本歷史事實,是推動中國經濟快速進步之重要力量,識者不可不察也。
單純從貿易條件出發,來評判一國貿易之利益或一國貿易政策,本質錯誤是不懂最基本的價格理論。正如邊際理論革命鼻祖之一的杰文斯批評穆勒:“穆勒將出口與進口交換比例之上升,看作是該國貿易利益改善之量度,真正是極其嚴重的錯誤。他混淆了總效用和最后一單位效用,忽視了消費者租值(即消費者盈余――作者注)之基本理念。”[3]后世大師學者之類似批評,不絕于耳。只舉阿爾欽和艾倫《大學經濟學》里的批評算了:“運用貿易條件指標,我們必須慎之又慎,絕不能過度重視該指標的某種計算結果。的確有那么一些人,主要依據某種貿易條件之變動和如何變動,來評估一國或某一組國家的貿易政策及其歷史發展(通常是發達國家一組、欠發達國家是另一組)。對如此錯誤的大膽嘗試,我們要千萬小心!”[4]
(二)根據貿易條件學說演變出來的“貧困增長之說”,實乃無稽之談,是今天學者們開玩笑所用的噱頭,想不到,中國一些經濟學者拾人牙慧、食洋不化,竟然用“貧困增長之說”來為人民幣升值張目,怎不令人悲從中來!
話說那貿易條件理論,早該從經濟學里剔除出去,因為它完全無助于我們理解真實的國際貿易歷程,更無法幫助我們理解各國經濟進步的歷史經驗。然而,今天任何一本經濟學教科書,貿易條件理論依然占據相當篇幅,此乃經濟學發展之悲哀。
事情是這樣的。穆勒發展推廣貿易條件學說之后,盡管遭到學多學者的批評,但他試圖衡量一國貿易利益或福利或好處,并據此設計貿易政策,卻是偉大的學術宏愿,為后人所繼承。埃奇沃斯、馬歇爾、格雷厄姆、哈勃勒、米德、巴格瓦惕,等等,都圍繞貿易條件大做文章。埃奇沃斯和馬歇爾用幾何曲線處理貿易條件學說,更進一步引入提供曲線、消費者盈余、生產者盈余、無差異曲線、合同曲線(所有這些玩意兒,最初之目的,皆是為了衡量貿易利益),等等,徹底改變(也是誤導)了后世的經濟學。米德竟然因為發展貿易條件理論贏得諾貝爾獎。“如果你提出如下問題:關稅、單方面轉移支付、生產力變化如何改變貿易條件(或某些其他變量),你就會發現,為這些問題找到答案的,米德正是第一人。”[5]
巴格瓦惕進一步推廣貿易條件學說,1958年發表有名論文《貧困性增長:幾何證明》,貧困性增長之怪論不脛而走[6]。畫出相對供應曲線和相對需求曲線,假設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大幅度向右下移動相對供應曲線,再假設其他一切不變,今日學生可以很容易證明:貧窮國家的增長是自我毀滅。因為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必將嚴重惡化該國貿易條件,以至于增長不僅沒有帶來好處,反而惡化該國福利。不增長比增長更好!直到今天,教科書上還是這樣寫:“過度依賴出口的增長將惡化該國貿易條件,而有利于世界其他地區;過度依賴進口的增長將改善該國貿易條件,而有損于世界其他地區。”[7]巴格瓦惕的大文,遂成為好些國家大搞所謂“進口替代戰略”的依據。
然而,歷史事實無情地駁斥了經濟學者荒誕不經的怪論。從戰后日本、德國的經濟奇跡,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到最近20年中國的快速發展,無不證明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不僅大大有利于本國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而且有利于世界其他地區。高舉進口替代戰略的國家,經濟增長乏善可陳。所謂貧困性增長、進口替代戰略等奇談怪論,早應該從教科書上出局。“絕大多數經濟學者均認為,所謂貧困性增長只不過是一種純理論假說,與真實世界無關。”[8]
(三)既然貿易條件學說和貧困性增長怪論錯得離譜,所謂人民幣匯率應該升值以改善中國貿易條件,本來無需再費口舌了。然而,此謬論最令人震驚的地方就在于此。那些支持此謬論的人說:目前的人民幣匯率是8.27人民幣兌1美元,等于是鼓勵中國出口商可以低價出售商品給外國佬。讓我們將匯率升值到7人民幣兌1美元吧,如此一來,出口商要想再換回8.27人民幣,他就必須將商品價格提高到差不多1.2美元。中國貿易條件不就改善了嗎?外國佬白占便宜的日子不就一去不復返了嗎?中國不就可以避免“貧困性增長”的災難了嗎?中國不就可以不變相拿財政收入補貼出口商了嗎?
天底下怎可以有如此不通的經濟學問?第一,前面已經指出:進出口商品價格是商人根據賺錢需要所做的自主決策,是國際市場競爭的結果,要漲價,怎么需要別人來強迫?按照這些學者的邏輯,將人民幣匯率升值到11甚至更高,豈不是更有利于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學問之陋,于斯為甚!
第二,說人民幣匯率低估了,實際是財政收入變相津貼出口企業,美國人、日本佬如此說法,中國學者也跟著起哄,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似乎完全喪失了。的確,不否認中國曾經有、現在還有許多鼓勵出口之措施,然而它們與匯率是否低估、是否高估完全扯不上關系。任何稍微知道一點兒價格理論和貨幣理論的人都會明白:維持匯率穩定之目的,就是要讓企業的決策有一個穩定的貨幣環境,從而根據真實市場需求和技術條件,決定生產什么、如何生產、為誰生產(是內銷還是出口)。中國自1994年就是固定匯率,就算是當年匯率低估有利于出口,經過這么多年,企業之內銷或出口之決策,早已與匯率沒有多大關系,完全不存在匯率低估鼓勵出口。想當年,亞洲金融危機之時,周邊各國匯率大幅貶值,中國繼續維持固定匯率,怎么沒有美國人、日本佬出來,大聲疾呼人民幣已經嚴重高估、不利中國出口,從而鼓勵中國將匯率大幅貶值?當年中國繼續維持匯率穩定之決策,贏得一片叫好,怎么今日再想繼續維持匯率穩定而不能?這個世界怎么會有如此奇怪的邏輯?中國的經濟學者應該深思。
要說中國的確有許多鼓勵出口之政策(主要是稅收),某種程度上扭曲了企業投資決策和產業結構(比如貿易產業和內銷產業之選擇和配置),筆者倒是同意。中國經濟起步之初,采取多項優惠政策鼓勵出口,非常明智,此乃各國共同經驗,非中國獨創。經過多年國際市場的鍛煉,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相應的出口鼓勵措施必將減少,此乃世貿規則之要求,亦是我國政府既定政策。然而,此種出口優惠或鼓勵,與人民幣匯率毫無關系,更談不上蓄意低估匯率來鼓勵或補貼出口。
最后補充一句,貿易條件衡量貿易利益之學說,只在一個極其特殊的條件下才成立。當一國出口產品是完全不可再生品,即供應彈性為零,比如文物、古玩字畫、稀有礦產、原油煤炭,等等,外國人換走一份,我們就少一份。此時,若每單位出口商品能換回的外國商品愈多(貿易條件改善),則肯定對本國有利;換回的外國商品愈少(貿易條件惡化),則肯定對本國不利。總量就那么多,自然是價格愈高愈有利,價格愈低愈不利。然而,此乃價格理論之簡單常識,完全用不著貿易條件那么復雜的術語來故扮高深。貿易條件之學說,應該從經濟學里完全取締。
 
謬論二   人民幣匯率升值遏制通貨膨脹勢頭
 
此謬論基于兩個判斷:其一,目前中國面臨嚴重通漲或潛在通漲;其二,人民幣升值是抑止通漲勢頭之良方。前者涉及事實判斷,后者關乎理論邏輯。
先看事實判斷,中國完全不存在嚴重通漲或潛在通漲勢頭。理由很多:第一,遠的不談,自2001年起,中國消費物價指數分別是:2001年,05%;2002年,-0•8%;2003年1•2%;2004年,3•9%;2005年,1•8%;2006年一季度消費物價指數上漲幅度不到2%。單從消費物價指數看,中國不是通漲,而是相對通縮!第二,從2005年尤其是下半年開始,各種資產價格不斷上升,尤其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上升幅度較快;主要原材料(黃金和稀有礦產金屬)、原油、成品油、煤炭、鐵礦石和其他一些相關產業的原材料價格漲幅很大。
資產和原材料價格不斷大幅上漲,是中國經濟之危險信號。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價格大幅上漲,國內資金和海外投機資金(熱錢)是共同推動力量,但二者所占比例各是多少,筆者尚未發現較全面的估計;主要原材料價格上揚則主要是國際市場投機或規避未來通漲風險的結果,背后力量是美國海外擴張所造成的財政赤字,以及美國對主要石油生產國家的軍事威懾。熱錢對中國資產價格上升的影響程度,國際市場供求關系對重要原材料價格未來趨勢之影響,乃是決定中國貨幣政策方向和力度的基本因素。
判斷目前中國究竟有沒有通貨膨脹之壓力或潛在威脅,需要將資產價格納入一般物價指數,單靠消費物價指數或批發物價指數難以得出正確結論。以美國信任聯儲主席伯南克為代表的許多經濟學者,最近十多年的研究,力圖弄清資產價格波動與總體宏觀經濟穩定、資產價格波動與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之關系。然而,全面衡量一般商品服務市場之價格波動和資產價格之波動,據此準確量度通漲威脅,迄今仍沒有好的指數。
盡管沒有好的指標來量度資產價格上漲與總體物價水平之關系,但一個基本的判斷依然成立:中國目前沒有嚴重的通漲壓力或潛在威脅。主張將人民幣匯率升值來壓制通漲,完全看錯了中國宏觀經濟穩定真正面臨的困難。此困難主要是升值壓力或預期所觸發的大規模熱錢流入,房地產和股票價格大幅上升,熱錢之投機是推動力量。
其一,假若人民幣匯率升值能夠抑止熱錢進一步流入,那么升值多少才有如此效果呢?有論者認為:目前中國貨幣市場利率比國際市場(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利率低3%左右,此利差準確反映了國際市場對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預期,倘若我們主動將人民幣匯率升值3%,熱錢流入再無利可預期,隨即終止。此乃是靜態利率平價理論的簡單邏輯,并不正確。與購買力平價一樣,利率平價理論成立最重要條件是國際資本市場高度整合、本幣與外幣具有高度替換性(對應于購買力平價理論的一價定律也)、以及預期和風險的穩定(沒有大幅度的風險貼水)。人民幣貨幣市場利率與倫敦市場利率之差3%,并不意味著國際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就是3%。考慮倒各種資金流入流出的風險、交易費用等等,國際資金預期人民幣匯率升值幅度至少在10%以上,才是賺錢的投機。因此,即使我們主動將人民幣升值3%,完全無法滿足國際資金的投機預期,完全無法消解升值的壓力,國際投機資金依然會繼續流入,國際金融機構將繼續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繼續大度升值。
其二,只有堅定地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才能徹底消除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事實上,自2002年以來,人民幣之所以長期存在升值壓力或預期,首先是日本、美國主要政府官員高調施壓;其次是國際金融投機者聞風而動,迅速將外幣資金兌換為人民幣,期待升值賺錢;再次是中國政府官員不明真相,頂不住外部壓力,隨意談論什么“人民幣匯率將由市場供求決定”、什么“提高匯率靈活性有利于中國經濟”,等等,進一步強化了國內外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熱錢應聲涌入,預期乃成為自我實現之預言。
其三,從一般理論角度而言,匯率升值抑止通漲之論點,其成立條件并非一目了然。是一次性升值、升值后繼續維持固定,還是升值后任其浮動?若是一次性升值,那么升值多少?若升值后任其浮動,升值后果則取決于未來匯率之預期。若預期匯率持續升值,人們持幣等待升值,經濟將陷入“流動性陷進”和長期通縮,此乃日本經濟最近16年之主要特征。若預期匯率貶值,升值后匯率將很快掉頭向下,觸發大幅貶值,通漲不可避免。
結論是:既然中國目前不存在通漲壓力,讓匯率升值來抑止通漲不僅多此一舉,而且弄巧成拙。維持匯率穩定乃是確保宏觀經濟穩定的基本前提。
 
謬論三   人民幣匯率升值能夠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
 
中國對美國之貿易順差究竟多少?爭論不休。根據美國財政部20065月發布的“國際經濟與匯率政策報告”,2005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2034億美元,占到美國全年貿易赤字8210億美元的25%,但我國統計數據只有1400億美元,二者相差600多億美元[9]。此處不討論兩國統計之差距。無論如何,中美之間的確存在相當大的貿易順差。問題是:人民幣匯率升值能否減少中美之間的貿易順差?更重要的問題是:人民幣匯率升值或其他貨幣相對美元升值,能否一般性地減少美國的總體貿易赤字?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多家權威機構(包括亞洲開放銀行)的研究結果,亦不支持人民幣升值改善美國貿易收支[10]
匯率升值減少貿易順差,匯率貶值增加貿易順差,是國際經濟學最著名、最普通的老生常談,所有教科書都是這樣寫,其名稱曰:“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之彈性方法”,再加上有名的“馬歇爾-勒納彈性條件”,此學說早已深入人心,成為金科玉律,攻之不破也。該學說與國際收支調節機制之著名理論“休謨貴金屬流動-價格調節機制”直接相關,演變反復,精彩紛呈。休謨、李嘉圖、穆勒、馬歇爾,凱恩斯、陶西格、奧林、勒納、維納、薩繆爾森、弗里德曼、米德,蒙代爾、麥金龍、弗蘭克爾、穆薩,等等,數代大師,高手云集,熱鬧非凡[11]
熱鬧背后之理念其實相當簡單。支持貿易收支彈性方法的學者認為:匯率升值,出口商品必定漲價,進口商品相對降價,出口下降而進口增加,本國貿易收支必定惡化;匯率貶值,出口商品必定降價,進口商品相對漲價,出口增加而進口下降,本國貿易收支必定改善。支持該論點的主要是穆勒、凱恩斯、陶西格、弗里德曼以及他們的追隨者,以及無數教科書的作者。馬歇爾盡管提出有名的“馬歇爾-勒納彈性條件”,本人并不真正相信匯率變動是貿易收支調節之主要渠道
反對貿易收支彈性方法的學者認為:匯率變動絕對不是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調節的主要機制。(1)匯率變動不一定帶來進出口商品價格一對一的相應變動;(2)價格只是影響進出口需求的因素之一,收入、財富、支出效應往往更重要。如果匯率變動帶來重要的財富、收入、支出效應,那么匯率變動可能完全不影響貿易收支,貿易收支甚至出現相反的變化。支持該論點的主要人物是奧林、蒙代爾、麥金龍以及他們的追隨者。教科書很少這樣寫,顯然是少數派。
誰對誰錯?經濟學者為此爭吵了200多年,至今塵埃未定。然而,識者知道真理在少數派手里,因為長期的歷史經驗支持少數派的論點。經濟學是一門實證科學,理論無論多么優美,邏輯如何無懈可擊,其正確與否,是要靠真實世界發生的事情來評判的。此處只舉出三個眾所公認的歷史事實:
其一,19世紀絕大多數時間和20世紀早期,世界各國均實行金屬本位制(金本位制、銀本位制或混合本位制),各國貨幣之匯率變動極少。然而,如此長時期內,各國國際收支或貿易收支調節相當平穩,各國價格水平變動趨勢一致(變動幅度當然有差別)。匯率升值或浮動,從來不是調節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之主要手段。
其二,二戰之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亦是固定匯率體系,歷經20多年。各國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之調節亦是相當平穩。匯率升值或貶值也不是調節各國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的主要手段,盡管偶爾使用過此類手段,但收效極微。許多人指責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崩潰,乃是源于固定匯率,非也。該體系崩潰的主要原因是美國不負責任,不遭受國際承諾,肆意大搞財政赤字和貨幣擴張。任何貨幣體系,都不可能經得起戰爭、大規模財政赤字、大規模貨幣擴張之沖擊。金本位制如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如是,今日相對穩定之國際貨幣環境亦如是。應該指責的不是固定匯率,而是各國政治家的不負責任、膽大妄為。歷史早已說明:倘若匯率自由浮動,出現大規模財政赤字和戰爭災難,其后果將更加嚴重。
其三,1970年代之后,特別是1985年廣場協議和1987年盧佛宮協議之后,日元相對美元大幅升值,從1美元從360日元最高升值到78日元。根據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彈性方法,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應該大幅下降甚至消失,這也正是當年美國迫使日元升值的主要理由。然而,歷史記錄完全反駁了彈性方法。美日之間的貿易逆差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大幅上升[12]
調查新的局限條件尤其是國際貨幣制度安排,以反駁老生常談的貿易收支彈性方法,貢獻最大者首推蒙代爾和麥金龍。
針對美國的國際收支或貿易收支問題,蒙代爾奇峰突出,指出決定美國國際收支或貿易收支的關鍵制度安排,乃是當代世界的美元本位制,即美元是當代世界最主要的儲備貨幣,世界各國均持有大量美元儲備,一方面作為國際支付手段,一方面用于干預外匯市場以穩定匯率。一國要擁有或增加外匯儲備(無論是黃金、美元還是其他儲備貨幣),該國就必須產生相對儲備供應國(美元供應國、黃金供應國或其他儲備貨幣供應國)的貿易順差,而儲備貨幣供應國必定是貿易逆差,否則儲備無從產生或增加。
根據國際經濟學著名的古諾定律:一國之逆差必定等于其他各國加總之順差,美國作為主要儲備貨幣或資產供應國,相對世界其他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其貿易收支必定是逆差,當然,根據各國美元儲備大小之分,各國與美國貿易之逆差規模大小有別。原則上,美國可以將美元借給外國作為儲備資產,但借美元的國家終究必須實現貿易順差以償還借債。美國投資者也可以大規模輸出美元資本,大規模購買外國資產(無論是直接生產投資還是投資于資產市場),但大量美元資本終究要連本帶息返回。更重要的是:美元資本輸入所形成的外匯儲備,反過來還必須主要投入美元資產市場。此乃美國大規模貿易赤字、財政赤字得以有人為之融資的根本原因。因此,即使考慮到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的各種構成或時際因素。美國貿易收支逆差不可能消失,除非有朝一日美元完全喪失國際儲備貨幣地位。
事情的真相非常清楚:美國的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逆差是世界美元本位制的基本特征或基本運行機制。無論各國貨幣與美元匯率如何變動,美國總體貿易逆差不會消失,隨著各國對儲備貨幣需求增加,美國貿易逆差還會繼續上升。最基本、最重要的結論就是:無論美國如何壓迫他國匯率升值,均無法改變美國貿易逆差繼續增長之事實(與各國貿易逆差之規模可能有所變化),而美國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長期逆差,乃是美國最大利益之所在,并非美國之困難。
想當年(大約是1968年吧),浮動匯率最主要的鼓吹者弗里德曼宣稱:只要各國拋棄固定匯率,采用浮動匯率,各國將完全不再需要任何外匯儲備。蒙代爾針鋒相對,指出美元本位制下,若匯率真的浮動,美元儲備將成倍增長,因為沒有哪個國家會容忍匯率無限制隨意波動,必將需要大量美元儲備以干預外匯市場。歷史證明弗里德曼錯得離譜,蒙代爾完全正確!
讓我們記住這位天才的偉大論述吧:“許多經濟學者和政府官員將美國貿易收支逆差歸咎于美元匯率升值,而不是外國資本流入美國,以便為美國國內的支出大于收入進行融資。結果,廣場協議將美元貶值以后,人們廣泛相信美元貶值將糾正美國的貿易逆差。”
“或許,沒有哪個理論比這個理論更迅速地被事實駁得一無是處:相信美元貶值將糾正或逆轉美國貿易收支的理論錯得離譜。20世紀80年代前期美元的升值沒有創造貿易收支逆差,后期更大幅度的貶值也沒有糾正貿易收支逆差。美國貿易收支逆差是外部資本流入美國、外部世界將美元用作國際儲備資產的結果。直到美國重新出現凈對外放貸之前,經常帳戶將一直保持逆差。[13]
具體到中國和亞洲各國與美國的貿易逆差,麥金龍的大量深入研究證明:匯率變動之財富、收入和支出效應,大大超過匯率變動的彈性效應(所謂替代效應也)。克魯格曼和奧布斯菲爾德在著名教科書《國際經濟學》里,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韓國的例子,來證明彈性方法之正確:韓國元相對美元大幅貶值,刺激韓國貿易順差大幅上漲。然而,麥金龍的透徹分析揭示:當時韓國貿易順差大幅回升,主要不是匯率貶值的替代效應或彈性結果,真正原因是:韓國當時是債務國,金融機構和企業積累大量美元債務,匯率巨幅貶值,債務負擔急劇增加,國內消費和投資必定相應大幅下降。此種財富、收入和支出效應才是匯率大幅貶值帶來貿易順差大幅上揚的真正機制[14]
然而,一旦國家變成債權國,即該國積累了大量美元資產(比如政府外匯儲備和個人、企業美元外匯資產),匯率升值或貶值的效果將與彈性方法的推測完全相反!升值不僅不會降低本國貿易順差,反而會增加;貶值不僅不會增加本國貿易順差,反而會減少。原因是對積累大量美元資產的債權國而言,本幣升值意味著個人、企業、政府財富下降(以本幣計算),其國內消費和投資支出相應下降,進口不增反減,貿易順差可能進一步擴大;本幣貶值意味著財富、收入上升(以本幣計算),國內消費和投資支出相應增加,進口不減反增,貿易順差進一步下降。
本質上,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彈性方法是部分均衡方法,不考慮價格變動-替代效應之外的其他效應,尤其是完全忽視財富、收入和支出效應。以此分析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之調節機制,是片面或錯誤的。將彈性方法用于分析中美貿易順差,更是謬論。教科書上的老生常談早就應該重寫[15]
 
謬論四   人民幣匯率浮動讓中國擁有獨立貨幣政策,
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讓中國喪失獨立的貨幣政策
 
此謬論亦是經濟學歷久不衰的老生常談。芝加哥大學的貨幣理論大師約翰遜1972年發表文章,題目與弗里德曼1950年的文章一樣:《支持浮動匯率》。約翰遜宣稱:“支持浮動匯率最根本的理由是:它賦予國家獨立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其他政策工具。與此同時,浮動匯率自動保證外部均衡,確保公民享有國際交易的充分自由。[16]”克魯格曼和奧布斯菲爾德的教科書《國際經濟學》寫到:“如果中央銀行不再負責干預外匯市場以固定匯率,那么,政府就能夠用貨幣政策實現內部和外部平衡。此外,浮動匯率還能有效避免國外通漲和通縮波及國內(不再進口通漲通縮)。[17]”美國財政部20065月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說:“當信用擴張觸發新一輪的投資熱潮時,中國的固定匯率卻限制了貨幣當局調節利率、貨幣信用總量的能力。[18]”一些國內學者和央行官員主張浮動匯率的論調如出一轍。
此謬論牽涉甚廣。諸如:何謂獨立的貨幣政策?如何選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和控制指標?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與匯率之關系究竟如何?是貨幣政策(價格水平)決定匯率?還是匯率反過來決定價格水平?此處無法細說。我只簡要指出此學說之所以錯誤的幾個重要方面。
該學說之主要理論依據有三:第一是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理論和貨幣數量論;第二是貿易收支的匯率彈性方法;第三是通漲通縮與就業率此消彼長的菲利浦斯曲線。
依照購買力平價理論,匯率完全由商品服務市場之一般價格水平決定,后者完全由貨幣供應量決定,而貨幣供應量由本國貨幣當局控制。本國貨幣當局依照內部經濟平衡之需要(背后邏輯即是菲利浦斯曲線),選擇某個水平的通漲通縮,據此調節貨幣供應量,實現內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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